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美术

1848年—1870年是现实主义大放光彩的时代。宗教对于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无能为力和科学技术在社会实践中的应用使人们对进步充满深刻的信念，渴望在艺术中看到自己生活的时代。

1848年的一代画家也都具有求新的要求和直接观察的兴趣，热爱即刻可及的现实，库尔贝（Courbet）是他们最好的代表。他在1855年送交世界美展的11件作品中，最重要的两幅《奥尔南的葬礼》和《画室》落选，于是，他撤回全部作品，自租场地举行《现实主义—–库尔贝40件作品展》，并且宣布：“我要根据自己的判断，如实地表现我所生活的时代的风俗和思想面貌。”《画室》是库尔贝生活环境的集中反映，画中有他最好的朋友——为现实主义而战的评论家和画家，有各种年龄的模特儿，有象征人民的罢工工人和爱尔兰妇女，还有一个正在聚精会神地观看画家创作风景的小孩。这些毫不相干的人物被安排在一个画面之中，没有任何做作之处地概括出该画副标题所示：我的10年生活。《奥尔南的葬礼》堪称绘画中的“人间喜剧”，掘墓工、死者的亲朋好友、维持治安者、法官、公证人、教士、市长都得到入木三分的表现。虽然除个别人之外，他们都是例行公事、表示哀悼，五任何其他的表情、动作，构图又基本上市在一条直线上安排这些着黑衣者，库尔贝却能把画面组织的引人入胜，而且对各个人物心理都有颇具匠心的考虑，把它们的奸诈、贪婪、虚伪毫不留情的揭示出来。源于生活的这种真实美既摧毁了新古典主义的理想美，也摧毁了浪漫主义的夸张美，代表了个体主意的时代精神。

库尔贝是位画路极其宽广、手法极为多样的大师。不管对象是风景、静物，还是肖像、动物，也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都能尽微致广，达到画品渊懿、精卓宏丽的崇高境界。

19世纪30—70年代，枫丹白露森林的小镇巴比松吸引了许多画家，他们在那里聚会和出游作画，既得见原始荒凉的自然风貌，感受到逃离闹事的惬意，又与不远的巴黎保持着接触，了解世界美术的动向。面对法国大地所作的写生从此更彻底地驱逐了意大利风景，这就是影响巨大的巴比松画派。其主将卢梭（Rousseau）画风沉郁浑穆，尤擅描绘树木的性格和森林沼泽的深邃。《森林出口》、《阳光下的橡树》绘出了蜿蜒扭曲、疤痕累累的桠枝，遮天蔽日的密叶，遭雷击断的老干，形象的丰富含情令人叹为观止。《橡树林》出色地刻画了阳光下的草地和浓重树影中嚼草饮水的牛群，生趣盎然，美不胜收。他对于空气感和阳光的探索，对同一景致在不同时刻的气氛变化所作的研究，更为印象派的出现开辟了道路。当然，对印象派影响最大的巴比松画派画家首先还是外光派巨子杜比尼（Daubigny）。她的《春天》、》六月的原野》以分离、复加的大笔触抒写了阳光明媚、春风拂煦的景色。逐渐地，水成为他画中的灵魂，“博丹”号画舟载着他沿塞纳河和瓦茨河，去捕捉天光云影，暮色晨曦。《维埃尔维尔的黄昏》、《瓦茨河上的落日》、《奥伯特沃兹的水闸》那奇变瑰丽的水天取代了透明的山岭，赢得“画水的贝多芬”的美誉。使莫奈发出赞叹的《维埃尔维尔》是现场写生，画家用木桩把画布固定在露天，长时间的等待着大朵云朵被风卷去的时刻。

巴比松画家的风格和自然景物一样丰富。迪普雷（Dupre）喜爱用厚稠的颜色，把光积聚在画面中心，电闪雷鸣、暴雨乍收时的树林是他最擅长的主题。迪阿兹（Diaz）以晦明变幻的沼泽树丛为特色，从缝隙中射入的强光把湿润的草、嶙峋的树皮、堆积的枯枝败叶照的如火燃烧。特洛容（Troyon）则长于用逆光表现林中归来的牧群，《牛栏》、《牛群》中那旷远的地平线和恬静的乡村情调引人遐思和神往。

有些评论把柯罗（Corot）列入巴比松七星，那是因为他时常住在枫丹白露森林，同挚友杜比尼一起作画的缘故。尽管每年都到外国和法国各地写生，他却始终迷恋着最早给他深刻印象的这片森林。柯罗一生未婚，家境富裕，但很晚才得以献身他所酷爱的绘画，因此，他对作品不断增长的商业价值丝毫不感兴趣。他不慕时尚，不求名利，忠实于自己的眼睛，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抒情诗一样的艺术。《蒙特之桥》一反传统的细微刻画，只用连续不断的桥孔和参差的树干交织成令人回味的节奏，宁静水面上荡舟者的红帽给幽深的空间增添了无限生机，好似奏鸣曲的强音。《孟特芳丹的回忆》则更像一首梦幻曲，婀娜多姿的巨树舒展开臂膀，带着朦胧的树冠，伸向天穹。柯罗作画不选地方，常常坐在大路的正中写生，越是平凡的景致，越能使他施展才华。他的《蓝衣女人、《戴珍珠的少女》、《梳妆》都以毫无雕琢的美和更现代的笔法，代表着该世纪艺术的精华。

米勒（Millet）出身农民家庭，虽然在巴黎已经以画裸女闻名，但巴比松的田间劳动者使他看到了自己多年来梦想的升华。于是，他携全家来到这里定居，使一幅幅平凡的农村生活场面放出奇光异彩。1848年，《簸谷者》作为他一系列作品的第一幅在沙龙展出，立即引起轰动。他实现了许多画家长期的求索，也被憎恨这种艺术的人说成是夸大事实。《扶锄者》是位从清晨起便在贫瘠的土地上奋力劳作的农民，他想直直腰，喘息一下。从他扶着锄柄的双臂，脸上的汗水和张开的嘴，可以看到他疲劳的程度。有的评论指责这种充满同情的真是描绘“不是绘画，而是宣言。”米勒艺术的深刻社会意义恰恰在于史诗所不能达到的质朴平凡。就以《拾穗者》为例，三位穿着粗布衫群和沉重木鞋的农妇费力地弯着腰，在收割过的田地里寻找遗落的一点点麦穗。画家没有任何美化，我们甚至看不清他们垂向地面的脸，但是，劳动的神圣，要土地献出粮食的精神，已是对劳动者最好的颂歌。米勒一般采用横构图，让纪念碑一般的人物出现在森林尽头的旷野上，《牧羊女》就是这种构图的典型。在大批农民涌入工业化城市之时，一位终日与羊为伍的姑娘像雕像一样默默地站着。米勒的《晚钟》是世界上最普及的艺术作品，在苍茫暮色中，随着远方教堂的钟声垂首祈祷的农民夫妇引起过人们多少感触和联想！

大师杜米埃（Daumier）则是反映城市生活的巨匠。《1834年4月15日的特朗斯诺南街》、《立法肚子》的正义与幽默使他大名远扬。《宽恕》以一位振振有词的律师作为主体，同掩面而泣的妇女、无动于衷的法官、宪兵形成鲜明对比，占了背景大半的基督受难像绝妙地点出了宽厚仁慈的虚伪。《三等车厢》仅勾出人物的大轮廓，在暗部略施薄色，连放稿留下的方格都未盖上，但已经足以让我们看到该时代的生活节奏和中下层人民的所思所想。《唐吉坷德》更是只用了富有雕塑感的寥寥数笔。

19世纪的法国雕塑很值得一提。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对于拓宽雕塑的领域，改变艺术氛围起了重要作用。

安吉尔大卫（David A ngers）大胆地将时尚服装引入19世纪雕塑，他也因此被视为在法国艺术史上划时代的伟大人物。《维克多雨果纪念章》、《雷卡米埃夫人纪念章》都是他的杰作。

与他相比，普拉迪埃（Pradier）的作风则严肃，悲壮得多，他通过形的简洁，体现出特有的高压，并因此得到来自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两方面的赞赏。他的作品，不论是尼姆喷泉的纪念碑式巨雕，还是供私人收藏的青铜小雕塑，都无不大气磅礴，令人赏心悦目。

动物雕塑家非巴里（Barye）莫属。《老虎战鳄鱼》、《狮攫蛇》、《奔跑的大象》、《虎吞鹿》都以奇特的想象力，辟前人未有之境。

达鲁（Jule dalou）的天才在于19世纪的法国纪念碑雕塑注入了民族精神，其典型代表作首推矗立在民族广场的《共和国纪念碑》。达鲁为卢森堡公园所作的《德拉科洛瓦纪念碑》也是19世纪法国艺术中最为出类拔萃的雕刻之一。

现实主义雕塑大师罗丹（Rodin）虽具有旷世奇才，却一生坎坷。他第一件入选沙龙的作品《塌鼻者》未引起应有的主意，而造成轰动的《青铜时代》却又因人体的逼真精到，被评论家臆断污蔑为从真人身上套下的模具的制作品。《施洗者约翰》、《行走的人》是对人体阳刚的颂歌。《沉思者》传达出肌肉的表情，大块起伏造成丰富动人的明暗，宛如交响乐，所以有人称之为印象派雕塑。《于戈尔及孩子们》的绝望，《接吻》的火热，《雨果》的雄伟，《夏凡纳》的朦胧都达到令人心中震撼的程度。《加莱义民》悲愤呼号感人心魄！

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思潮既是历史的继承，又是现实的创新。它总汇了十八世纪以前的文学经验，补充了文艺复兴时代现实主义历史具体性之不足，摆脱了古典主义的理性原则，克服了启蒙时代现实主义的说教成份和浪漫主义的主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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